美國歷史學界，自1950 年代開始，先後提出不同的理論框架去解釋中國近代化的演變過程。最先流行的是挑戰與回應說、然後是傳統與現代說、及帝國主義說，最後是中國中心史觀。 正如所有史學學術框架理論 一樣，學術框架並不能對所有現象提供解釋。但隨著美國學者對理論裡的漏洞作出完善並提出新的理論解釋中國現代化進程，美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亦越來越全面。
在194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取得勝利後，西方學界對中共及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表現了強烈興趣。學界逐漸出現對中國近代史作出了研究。其中以費正清為主的學者提出了 "挑戰與回應" 學說，在五十年代歐美學界中廣為流行。 在“挑戰與回應”的理論下，學者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極穩定、變化小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架構、思想與文化恆常不變。當西方的影響傳至中國時，為恆常不變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帶來極大挑戰，而中國社會被迫作出回應。 在此理論框架上，歐美學者認為近代中國的現代化、維新運動、革命、以致價值觀、生活習慣的變化等，都是中國對西方挑戰後所作出的回應。他們並認為，假如沒有西方的挑戰，現代化是不會出現在中國。然而，隨著歐美學者對中國的文化歷史認識漸多， “挑戰與回應”說亦被學者所質疑。 第一，所謂 “中國”與 “西方” 的定義過於籠統。 在中國近代，不同的省份地區的社會及經濟結構並不是完全相同，當中的差異頗為明顯。例如，西方的機紡洋布傾銷到中國對南方、沿海地區受到的經濟打擊便與內陸地區顯著不同。同樣地，在不同 “西方”國家之間，價值觀的差異亦不少。例如，以基督新教為主的美國，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在價值觀上有著明顯的差異。在此差異之下，美國及法國為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及挑戰就不可能一樣。另外，近代的 “西方”也在轉變中，在不同的時代下對待中國的態度及挑戰亦不同。第二，"挑戰與回應"說忽視了中國與西方非接觸的部分，如政治、經濟等內在因素對中國之影響。例如，太平天國運動的出現，雖然與基督教有關，但與當時中國的內部政治、經濟、文化等矛盾更有直接關係。又例如，自強運動不單為了讓清政府回應列強的挑戰，亦同時為了改善經濟、鎮壓內亂、以重建政府管治威信、爭取漢族士大夫支持等內部原因。
在 “挑戰與回應”說的基礎上，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則興起了 “傳統與現代” 說，對近代中國進行了解釋。 “傳統與現代” 說以美國學者李文遜 (Joseph R. Levenson) 為代表。 李文遜認為，中國的傳統與儒家禮教是中國的社會制度的核心。因為儒家禮教，使傳統中國不具備社會變革的能力，只能作出有限度的 “內變”。 而且儒家傳統與現代化格格不入，嚴重妨礙現代化的進程。因此，中國社會要進行現代化的變革，便需要外間強大的力量對傳統社會作出衝擊、推倒傳統，才能以西方為典範，建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然而， “傳統與現代”說亦被學者批評。第一，在任何人類社會下，“現在＂是 “過去＂的伸延。傳統並不能完全與現代割裂。雖然，傳統與現代是有一定的矛盾，但是較接近事實是，傳統與現代是互相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傳統甚至是推動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現代化思想需要依賴傳統價值觀的推動。例如，在新文化運動下的代表人物中，胡適、魯迅、蔡元培、陳獨秀等人，均受深厚的傳統儒家教育。可見傳統儒家思想非但沒有阻撓西方現代化思想，反而是大力推動革新的原因。 新儒家思想下的憂患意識亦協助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動力。 “ 傳統與現代” 與 “挑戰與回應” 比較下， “傳統與現代”說較為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但仍過於側重西方對近代中國之影響。
到了六十年代後期，學界開始注意到 “挑戰與回應” 及 “傳統與現代”理論裡的盲點，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學說。 現代化理論亦過分地合理化西方國家對亞洲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及意識型態下的干預，並認為現代化理論只是帝國主義的延續。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成為了中國研究的主軸。其中James Peck及 Frances Moulder 認為西方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的發展，損害了中國的獨立性，為中國帶來了災難。直至中共的革命成功，帝國主義影響才得以在中國消除。而另外一些學者，如Ramon Myers、侯繼明等則嘗試說明帝國主義並沒有為中國經濟帶來重大破壞。無論是否認同帝國主義有否對中國經濟帶來破壞，學者Paul Cohen (柯保安) 總結了帝國主義削弱了中國國家的主權、從而妨礙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領導角色、及使政府不能有效建立公共政策和公共機構。另外，柯保安亦批評帝國主義論述視中國經濟為一個整體作研究對象，從而忽視中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最後柯保安批評，帝國主義論述，如 “傳統與現代” 及 “挑戰與回應” 一樣，過於著重西方的衝擊及過於 “西方中心” (Western Centric) 、片面，忽視中國的內部因素。
在七十年代後，美國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出現了突破。慢慢擺脫了 “西方中心”的思想觀，出現了 “中國中心史觀”。 “中國中心史觀”大致回應了 “挑戰與回應”、 “傳統與現代”及 “帝國主義” 學說下，帶有作種族偏見、只從西方角度出發的研究方向。 “中國中心史觀”主要可分為四項特質，分別為 ：中國本位論、區域研究、中國社會下的分層式研究及社會科學理論的應用。
中國本位論是指以中國人、中國社會的角度出發，再對不同的人和事研究出其重要性及歷史意義，而不是以西方的標準作出判斷。例如，太平天國及鴉片戰爭的出現，是為了解決清末所累積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又例如，維新運動及清議運動，在過去被認為維新派與清議派是死敵，但學者 John Schrecker (石約翰) 則發現維新派與清議派有很多的共通點。 他們都是仕途不順的年輕知識份子、並要求清廷作出用人為才、廣開言路等政治改革等。
區域研究主張把中國 “去中心化”並分拆成不同的區域、省份或地區進行研究，以減少因地域上的差異所做成的研究偏差。例如，柯保安把晚清的知識份子以 “內陸” 及 “沿海”地區作區分，發現支持改革的知識份子多出自沿海地區。史雅堅 (G. William Skinner) 則把中國按地理環境拆分為滿州、華北、西北、長江上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嶺南、及雲貴地區等九個區域，並研究其經濟、天災、叛亂下的影響。
中國社會分層研究是對社會上各個階層為研究對象。以住的研究一般以社會上層，如士紳等為主。 新的研究方向亦對社會下層人士作出研究。例如，奴婢、娼妓、黑社會、乞丐等等，過往被忽視的階層亦成為了研究對象，使中國社會的歷史研究更為全面。最後，社會科學理論的應用亦是新的中國歷史的研究範疇。學者以社會科學理論為基礎，應用數據對歷史現象及事件進行分析。例如，Elizabeth Perry 研究中國革命與傳統農民模式的關係等。
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從五十年代開始， 先後提出了 “衝突與回應”論， 及 “傳統與現代”論等框架， 嘗試解釋中國近代的歷史事件與現象。 但歷史學家普遍從歐美的角度出發， 明顯地忽略與中國有關的因素。 “衝突與回應”論過分強調西方為近代中國的衝擊，忽視中國內部經濟、政治等，沒有與西方接觸部分的重要性。 仿佛沒有衝擊就沒有回應，對中國近代史留於片面。 同時，“衝突與回應”論亦過分簡化，在不同時代，不同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差別。 “傳統與現代”說，相較於 “衝擊與回應”論，對傳統文化的影響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有了更多的關注。然而，“傳統與現代”說認為代表傳統的儒家文化對中國的現代化只有負面影響。中國現代化的出現是因為受了西方的衝擊，傳統被推倒才得以出現。但是，傳統與現代不一定是完全對立，反而是傳統與現代的價值觀是互相影響，乃至傳統價值推動了現代化。到了六十年代的後期，西方學界以帝國主義論述解釋中共革命的成功，並以帝國主義解釋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緩慢、落後之原因。但帝國主議論，忽視了中國內部地域之間的差異及仍以西方主觀角度解析中國近代史。到了七十年代，西方學界慢慢擺脫了西方視角，開始以 “中國中心史觀” 的角度研究中國近代史。對中國按不同地域、不同的社會階層進行研究。又利用近代社會科學理論分析歷史現象，使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更為立體、豐富。
參考文獻:
公開大學﹙2020﹚，“CHIN A282C 中國近代史”﹙單元一﹚，香港：香港公開大學
公開大學﹙2020﹚，“CHIN A282C 中國近代史”指定讀物﹙單元一﹚，香港：香港公開大學
Paul A. Cohen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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