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 1945 年間，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強弱變化很大。 國民黨的勢力在1937 年起，進行抗日戰爭期間達到頂峰。 但是，到了1945 年抗戰完結後，國民黨的勢力已暗藏敗象，最後更被共產黨趕離大陸。 以下是共產黨抗戰期間壯大及國民黨衰落之原因。
首先，國民黨與共產黨對基層幹部組織及組成上的差異，對兩黨民心的爭取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 國民黨在抗戰前是以軍事為主導的政黨，對基層幹部並不看重。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共控制了國民黨內的基層部門，如青年部、婦女部、工人部、農民部等。 因利成便，透過組織不同的群眾運動，吸納了大量的工人與農民等基層黨員。 國民黨右派深感中共滲透及威脅，最終在1928年發動清黨。大量代表工人及農民的國民黨基層黨員亦因此被清除。 自始，國民黨對工人及農民背景黨員多加防範，亦對群組運動持負面態度。 國民黨對基層黨員的訓練及紀律管束也很薄弱。 在抗戰時期，隨著東南地區的淪陷，國民黨地區黨部亦隨之失去並損失了高達60% 的基層幹部。 國民黨為了彌補喪失黨員名額，國民黨從中國各地大力吸納新黨員。 新黨員主要來自政府職員、鄉村士紳、及內陸地區的工人及商人等等。 新黨員大多具傳統教育或軍閥政府官僚貪污無舞弊等陋習、又或是教育水平較差的工商人士。 他們普遍缺乏新的進步思想。 而且國民黨內從事黨務人員人數少、地方支部衰微。 黨員的培訓與約束微弱，令國民黨員的質素普遍欠佳，使普羅大眾對國民黨的印象亦因而轉差。 此外，國民黨又沒有積極爭取工人與農民的支持，為日後國民政府失去民心寫下了伏筆。
共產黨與國民黨比較下，共產黨有工人與農民運動的傳統。 尤其在抗戰期間，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及基層位員會發展迅速。 中共在黨、政、軍上尋求民眾的支持。 中央委員會直接向總書記及政治局負責。 中央與基層委員會主要負責軍事、組織、統戰、敵佔區工作、幹部教育、勞工、婦女、青年等等的工作，工作範圍全面。 中共又在政府及軍隊成立黨支部以確保不同部門能夠互相合作，黨中央的命令在基層亦能有效執行。 中共在新的根據地，在政權得到鞏固後，靠著靈活的統一戰線技巧，盡可能爭取不同階級人士的支持。 首先，中共會推行減租減息運動及土地改革，改善貧農、中農的經濟狀況。 另一方面，中共對開明進步的富農或地主，會以勸說的方式請求他們的配合，把政策對這些地主富農的影響減至最低。 在政治上，中共提出 “三三制"，共產黨、共黨外的左派及中間派在政府中出任官職。 讓不同階層的民眾感到有參與權，成功擴大的支持基礎，並激發了貧農對中共的政治運動的積極性。 此外，毛澤東透過發動整風運動，對違背中央命令的黨員進行處分。 處分的方法是向民眾公開交待自己的錯失，然後由民眾在黨的暗示下向其指摘。 中共黨內的反對派基於群眾的壓力承認錯誤，並表示馴服。 中共領導亦得以確立權威及黨紀的執行，與國民黨地方黨員胡作非為的作風大異。 中共的延安整風運動亦為中共發掘農村幹部協助毛澤東推行改革，這亦與國民黨幹部遇到困難時倒戈、叛變、逃走等狀況非常不同。
除了工人與農民的支持度的不同外，知識份子對待國共兩黨的態度亦不同。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知識份子普遍對蔣介石的 “先安內後攘外" 的政策及處理國共之間矛盾不滿，並時常組織學運要求團結抗日。 知識界對國民政府的負面情緒，從1941年起愈來愈激烈。 以致學潮不斷，情況一直延續到戰後。 學界的訴求亦由抗日變成停止內戰、停止美軍介入、裁減軍費以改善民生。 然而，國民黨在清黨後，對群眾運動有戒心，並且認為大多數的群眾運動是中共在後策劃及鼓動。 因此，國民黨一般以軍隊鎮壓的方式進行處理，做成師生死傷。 例如在1945年11 月民主同盟在西南聯大的學運、軍警衝突造8 人死亡。 政府雖處罰相關人員，但仍未能平息事件。 相較之下，毛澤東亦富個人魅力，共產黨形象正面、開明、民主，極得知識份子的支持。 共產黨除了在背後鼓動群眾運動外，還公開表示支持，成功爭取學界支持中共。 在往後的國共逆轉，知識界的取態成為了另一關鍵。
在軍事上，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消長亦是朝相反方向發展。國民黨作為正規軍，在正面戰場與日軍作正面交鋒。 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再加上在抗戰的前四年的有限的外國援助，國軍傷亡損耗極大。 在抗戰勝利後，國軍已疲憊不堪，並普遍彌漫厭戰情緒。 將士們期待的是解甲歸田，而不是與共軍進行內戰。 此外，國軍紀律參差，抓壯丁、變賣物資、吃空餉時有發生，但蔣介石無力制止。 因此國軍士氣低落。 相較之下，紅軍在抗戰期間獲得了寶貴的喘息機會。 紅軍在全面抗日戰展開前，經過長征逃入陝甘寧地區後，軍力只剩下區區三萬人，而且隨時被國軍勦滅。 經過西安事變後，中共在根據地實施的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運動後，紅區內的農民對中共抱有好感。 抗戰時期，年青健康的農民容易被組織參加地方軍及地方民兵進行游擊戰。 紅軍紀律嚴明，到了新的佔領區後常主動協助農民、又不破壞稼莊、不擅取農民財產，取得了農民的歡心。 在抗戰結束後，國民黨對地方游擊隊又抱負面態度，以防軍閥割據重演， 迫使地方武裝加入紅軍陣營，令紅軍抗戰後不繼壯大。 此外，地方農民對紅軍的支持，使紅軍取得了兵員、補給、情報上的優勢。 成為了日後紅軍戰勝國軍的另一關鍵。
國民黨在抗戰結束後的經濟處理失當，亦是導致國民政府倒台的重要因素。在抗戰期間，東南沿海地區等經濟重鎮，通貨膨漲的問題本已非常嚴重。 從1937 至1945年，物價平均上升了2000 倍1。 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原以為可以在一、兩年內消滅共產黨。 因此，國民政府把勦共放在有待處理問題的首位，經濟問題則次之。 但內戰開始後，國民黨慢慢發現共產政權不易消滅，亦因此錯失了改革經濟的時機。 國民政府為了維持軍費開銷，以加大鈔票流通量作為解決方法。 鈔票的發行量從1945年8月至1945年12月期間，鈔票發行量從5569億增加至10319億。 在1945年後，發鈔量更以幾何級數般上升，大大加劇了惡性通漲的問題。 再加上光復區內的法幣兌換政策失當，使當地人民搶購物資，拋售偽滿州國發行的中儲卷。 另一方面，工廠設施接收混亂，工廠無法生產。 以上皆使市場上商品的供應劇減，同時鈔票流通量劇增，制造了惡性通貨膨脹，大量中產階級及企業家因此破產。 資本家及中產階級由共產黨的最大反對者，轉變成了國民黨的反對者。
最後美國對國共雙方的政策搖擺不定及調停失敗，成為國共勢力逆轉的最後關鍵。 首先，美國左翼媒體到中國採訪，他們先後到延安紅區及重慶國民政府採訪。 中共與毛澤東成功地在外媒前塑造了正面、開明、民主、富有理想的農民革命家形象。 又制造了中共與蘇聯共產黨不一樣的觀感。 相反，國共政府官員卻對美國記者給與腐敗貪婪的壞印象。 此外，美國派駐中國的史迪威將軍與蔣介石關係極差，史迪威甚至因為被蔣介石的壓力被美國政府召回。 回美後的史迪威在美國不斷評擊國民政府無能貪腐，使美國政界對國民政府的印象偏向負面。 間接令美國往後減少對國民黨的經濟援助，令中國的經濟問題惡化。 二戰結束後，美蘇冷戰格局即將形成，美國的外交方針是重歐輕亞。 再加上中共與國民黨的印象之反差，美國認為國共之間的和談比軍事衝突更符合美國利益。 況且，中國地理廣闊、紅軍又具一定的軍事實力。 因此，美國無力加入中國內戰、也無意推翻中共。 然而，美國對國共兩黨的立場沒有正確的認識。 國共兩黨之間的執政立場、意識形態又南轅北轍。 美國對國共之間的調停注定失敗。 美國的對國民政府的經援既少又不穩定，更令國民政府政權不穩。 如果美國準確評估中共的立埸與性質、加強了國民黨在冷戰格局中的角色，或許美國能向國民黨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中國經濟或許相較穏定。 大陸政權易手亦可能不會在短時間發生。
國共兩黨在八年抗戰期間，勢力此消彼長。 國民黨由強轉弱，中共則弱轉強。 中間的因由，首先再於雙方對基層黨員的組織、紀律管理迥異。 促使了國民黨基層組織薄弱腐敗，共產黨則博得民眾歡心，紀律嚴明。 基層組織的鞏固再演變成民心的支持。 國民黨對待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隊、資本家、外媒的政策連番失誤，更把他們變成了共產黨的支持者。 戰後國民政府經濟政策的混亂，更使人心惶惶，使政權更加不穩。 最後美國對共產黨的錯誤判斷、對國民黨欠有力的支持，更成為國民政府倒台的最後一根稻草。 共產黨在短時間內取後最後勝利絕非偶然，而是國民黨接二連三的施政錯誤，共產黨卻實行了正確的施政方針，準確的時機判斷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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