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據史實， 分析 『玄武門之變』 之成因。


武德九年 (626年) 秦王李世民於長安城宮殿北面的玄武門發動的流血政變。 政變的結局是太子李建成， 四子齊王李元吉被伏誅。 秦王脅迫唐高祖李淵禪讓於秦王李世民作終結。 玄武門之變的成因可分為李建成太子地位穩固， 李世民軍功豐碩而對皇位有野心， 高祖李淵對調和皇子之間紛爭的失敗。


鍳於隋末期間的動亂的部分原因乃易儲而起，唐高祖李淵在唐朝建立不久後，便立長子建成為太子，並積極培養。 讓太子長期留守於京師長安城進行內政工作。 李淵曾下令: “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 因為長期在於京師，太子建成相對於秦王世民有五大優勢: 第一， 建成因為工作的關係，與外朝大臣關係密切。 如高祖親信裴寂， 封德彝皆支持建成出任太子。相較之下，世民只獲劉文靜的支持，劉文靜更在武德二年（619年）因與裴寂爭權而並被控謀反處死。 第二， 建成因長居於長安， 與高祖後宮有所聯繫，並成功取得張婕妤和尹德妃支持，協助建成在高祖前詆譭世民。 相較之下，世民在後宮中孤立無援。 第三，長安城有二千名聽命於太子建成的東宮兵、長林兵、及私養精兵，另加齊王元吉的府兵。 相較之下，秦王府兵卻只有八百人。 太子建成勢力在長安城內軍事優勢明顯。 第四， 建成成功接攏部分地方勢力， 在幽州具一定實力。在玄武門之變後， 突厥曾大軍進襲， 而建成幽州舊部按兵不動。 甚至在事件平息後，幽州的李瑗，王君廓，羅藝立刻起兵造反均可說明。 第五，建成曾嘗試收買尉遲敬德，段志玄等人，又設法把房玄齡，杜如晦逐出秦王府。 可以顯示太子建成在長安城內的人脈資源深厚，促使世民派張亮“陰結山東豪傑”，以作抗衡。 基於太子建成以上的五大優勢，在長安城內太子建成勢力穩固並較世民優勝。


縱使秦王世民平定群雄，功績​斐然，但基於太子建成在長安城內所建立的政治優勢又明無過失，高祖既無易儲之意亦無易儲之理，並默許建成削弱世民勢力以穩太子之位。 在另一方面， 高祖在立建成為太子時，亦同時陸續任世民為天策上將，司徒，尚書令等官職，位在王公之上，使世民具有軍政大權。 高祖期望高官之位能滿足世民野心並同時能夠輔助建成治理國家。 在武德五年 (622年)，高祖命建成討伐劉黑闥。建成以恩威並重，征討與安撫並用的手法平定幽州。 令其聲望大增及鞏固了在河北一帶的地方勢力，不讓世民以軍功專美。 高祖又對世民在外專制有所不滿。高祖又曾對裴寂表示: “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複我昔日子也。” 為此， 高祖任房玄齡，杜如晦等“讀書漢”為官，使他們離開秦王府並不再為世民效力。 高祖又調離程知節至康州以節約世民勢力。 至武德九年(626年)，高祖為了平衡建成與世民的軍事實力差距，高祖又命齊王元吉，征調秦王府下秦叔寶等武將及精兵以守備突厥。 然而，世民麾下包括了不少山東、江南文人與武將。 他們支持世民登上帝位，以此期望打破高祖與建成為首的關隴集團在政治上的壟斷，世民山東、江南部下的取態，加深了世民與建成之間的矛盾。 因此，高祖對世民部下的的調動，不單沒緩和世民與建成之間的矛盾反而堅定了發動政變的決心。 此外，建成性格敦厚，齊王元吉，謀士魏徵均曾向建成建議除掉世民，以絕後患，但皆不被建成所接納以避免骨肉相殘。 建成對待世民的態度符合高祖期望而得到同情及支持，更使高祖沒有合理的理由易儲。


秦王世民雄才偉略，戰績彪炳，對唐朝政權的建立至為關鍵。 實力較強的反隋群雄，如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等均被秦王世民平定。 高祖亦曾承認世民的功勛偉績，並加官晉爵。 然而，高官厚爵不但滿足不了世民的野心，世民反而更為積極提升軍功名聲，期望高祖易儲。世民開設文學館，積極網羅文人謀士，又派張亮暗中招攬山東豪傑，為將來執政作準備。然而，隨著建成的太子地位越加穩固，又深得高祖支持，更著手削弱世民勢力。 世民只能兵行險著，以發動政變一途方能奪得帝位。 世民積極為發動政變在長安城作出部署。 例如，程知節留在長安拒絕到康州上任；房、杜二人被任命為官後，理應不能再出入秦王府，但房、杜二人反而秘密潛回秦王府為政變作出謀劃。 世民又預先收買建成部下常何，並讓常何出任玄武門守將，率領長孫無忌等九人作埋伏。 促使世民成功發動玄武門之變，把毫無防備的建成及元吉誅殺於玄武門。 世民為了杜絕後患，又把建成及元吉的子孫盡誅。 被世民軟禁的高祖， 面對子孫被殺， 只好立世民為太子， 並在二個月後禪位於世民，是為唐太宗。


李世民戰功顯赫，堪稱唐朝開國第一功臣。 高祖李淵為免重蹈隋代廢長立幼所引起皇位繼承問題，高祖登位後立馬上長子建成為太子。 太子建成既非庸碌之人，在位期間又無過犯，高祖立建成為太子實是合情合理合法。 雖然世民立下豐功偉績，但是高祖實在無意易儲。高祖曾設法調和太子建成與世民之間矛盾以免同室操戈，可惜並不成功。 不甘屈就於建成之下的世民，唯有處心積慮發動政變以奪太子之位。 經過世民及其幕僚周詳計劃，再加上妥善的人事部署，最終成功發動了玄武門之變並奪取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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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何以發生宦官之禍？ 試據史實證明。





唐代宦官勢力自唐代中葉後日益膨脹，至唐代晚期達致頂峰。唐代皇帝經過安史之亂後，出於對朝臣的黨爭，藩鎮武將的猜疑，唐代皇帝認為宦官易於控制並漸漸獲得皇帝信任，並出任軍政要職，權力日漲。最後更參與政變與皇帝的廢立，終釀成宦官之禍。





宦官勢力崛起始於玄宗一朝。 玄宗透過政變擊敗太平公主登上帝位，其中宦官高力士出力不少並獲得玄宗所信任，讓高力士有代君主省決奏章之權。玄宗亦派宦官充當監軍，以牽制在外作戰的軍事將領。如高仙芝遠征小勃律時，宦官邊令誠曾作監軍。 然而，玄宗時期宦官所擔任的監軍，只是朝廷臨時指派，並未成為定制。 在馬嵬坡之變後，李輔國擁立肅宗分兵靈武，又聯結張良媞等後宮勢力並開始掌控禁軍， 其勢更盛於宰相李泌，迫使李泌求去。李輔國又排除異己，把不服李輔國的李麟，韋倫等罷免立威，開權宦之始。 在寶應元年 (762 年)，肅宗駕崩。張皇后欲令時為太子的代宗誅李輔國以便干政，但李輔國擁立代宗，張皇后事敗被誅。李輔國憑擁戴之功，更驕横跋扈，甚致曾向代宗道: “大家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代宗對李輔國反感，並刻意扶植其他宦官制衡，如程元振等，並趁機罷去李輔國軍權及相權。李輔國隨後更被代宗所派刺客刺殺。 宦官程元振取代李輔國後並開始掌握禁軍， 當時程元振“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 廣德元年 (763年)，吐蕃進侵。代宗倉皇逃走至陝州。宦官魚朝恩因帶領神策軍護駕有功，代宗擢升魚朝恩至觀軍容使、宣慰使、處理使等，專掌禁軍。而魚朝恩倚仗代宗恩寵，專權使氣，向大臣道： “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 魚朝恩重覆李輔國、程元振錯誤，招致代宗厭惡。因此，代宗又設計分魚朝恩軍權並在大曆五年 (766)，在宮宴中將魚朝恩勒斃。魚朝恩被殺後，代宗不再讓宦官掌禁軍。宦官的權勢稍為遏止。





德宗繼位後，著意改革藩鎮割據局面。但卻引起淮西、幽州節度使叛變。德宗召涇軍節度使支援，但涇軍到達後因犒賞問題叛變並進攻京師搶掠內府庫。德宗召禁軍防衛，但因禁軍軍官貪污腐敗，並沒有禁軍護駕。 倉猝間，只有宦官竇文場、霍仙嗚糾集隨從護送德宗逃走，是為涇原兵變。 待涇原兵變結束後，德宗還京，著意改革禁軍，並從是次經歷認為宦官與朝臣相比下，宦官還是比較可信。因此，德宗把禁軍與神策軍合併，並設立神策軍中尉，由宦官霍仙鳴、竇文場出任。自始神策軍成為中央朝廷主要武裝力量並牢牢地掌握在宦官手中，成為宦官專權的主要憑據。宦官權勢再次復辟。





順宗繼位後，任用翰林學士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劉禹鍚等人，統稱 “二王八司馬”，並企圖改革朝政，謀奪宦官之權但失敗告終。 順宗健康惡化，以宦官劉貞亮為首的宦官策動 “永貞內禪”，擁立太子純，是為憲宗。 反擊王叔文，延續宦官權勢亦開啟了宦官對皇帝廢立之先，此後穆宗、敬宗、文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皆為宦官所立。憲宗性乖戾，隨意鞭撻殺戮，招致宦官陳弘志弒君。 宦官王守澄立憲宗三子恒，是為穆宗。 穆宗在位不足四年而亡，王守澄又立太子李湛，是為敬宗。敬宗又被宦官劉克明所弒。王守澄誅劉克明立穆宗子李涵，是為文宗。憲宗、敬宗被宦官所弒。是基於不同的主戰藩鎮的士族官吏集團 與主和的庶族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在皇位的繼承上，士、庶之間透過連結不同的宦官集團之間， 透過擁立不同皇子，以維持權勢。因此，宦官弒君，只是不同朝臣、宗室之間的鬥爭的結果，並未受到嚴厲 責罰。而宦官只是不同集團的代理人，背負弒君駡名，也顯示宦官的權勢亦只是宮廷鬥爭的伸延。


文宗雖為宦官所立，但文宗對宦官專權頗為憂慮而漸生去除宦官之心。先後謀劃二次剷除宦官。第一次為大和五年 (831 年)，由宰相宋申錫策劃，但因保密不周，宋申錫被宦官誣蔑叛逆而被貶官。 四年後，由宰相李訓計劃第二次翦除宦官行動，利用宦官之間的派系對立，扶持宦官仇士良派系壓制憲宗及敬宗二朝權閹王守澄並成功將其毒殺。李訓聲勢大振。王守澄死後，宦官仇士良、魚弘志任左右神策軍中尉。李訓欲再誅仇士良，埋伏數百壯士於大明宮，訛稱天降甘露吉兆，誘使宦官前往圖一網打盡。 但因保密不周，被仇士良帶領禁軍在皇城及外郭城捕殺李訓黨羽，牽連甚廣。大量大臣公卿，以至市井黎民被殺，文宗亦被軟禁致死。是為 “甘露事變” 自此宦官勢力高漲直至唐末。





自甘露之變後，宦官集團意識到彼此間的派系紛爭，容易被朝臣利用制造矛盾，從而逐個擊破。宦官之間逐漸趨向團結一致對外。南司北衙愈加對立。朝臣與宦官紛紛拉攏藩鎮以加強自身實力。晚唐懿、僖二帝昏庸荒唐，實際上只是被宦官所操控的傀儡。地方民變漸多，中央倚重強藩平亂促使朝臣、宦官、藩鎮的關係出現變化。首先民變四起，藩鎮藉著平亂，軍事實力有所增強外，更控制了地方稅收，減少了地方向朝廷上繳賦稅。中央財政實力減弱又直接削弱權宦的支柱 – 神策軍的實力。另之前宦官、朝臣、藩鎮之間的合作關係趨向失衡。每當節度使的利益受影響時，宦官隨即為棄子。例如，宦官田令孜欲把僅餘尚肯上繳稅款的河中地區鹽利收回，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不依並攻打田令孜使田令孜脅僖宗出逃至西川，依附其弟陳敬瑄。至昭宗朝，朝廷免陳敬瑄西川節度使之職。田敬瑄招義子閬州刺史王建作援，但隨即被有自立之心的王建所殺。另一例子是宦官韓全誨脅持昭宗並依附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宰相崔胤勾結朱溫攻打鳯翔。李茂貞戰敗求和。李茂貞隨即誅滅韓全誨以示誠意。皇權在晚唐時已蕩然無存而地方節度使隨時自立。作為依附皇權的宦官勢力亦同時隨皇權消散。





中、晚唐代的宦官之禍乃地方節度使勢力過度膨漲所洐生。宦官干涉朝政始自玄宗一朝。在安史之亂後，中央失去對地方節度使的控制。皇帝亦逐漸倚重宦官，並掌控禁軍。而權閹亦相繼出現把持朝政，甚至掌握皇帝的廢立。另晚唐在朝臣及地方節度使之外，宦官成成另一重要勢力。 然而，隨著地方節度使的坐大，朝臣與節度使聯合對付宦官。再加上皇權衰敗與中央失去地方稅收，宦官勢力亦隨之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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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謂宋代推行強幹弱枝政策，乃鑑於五代之弊，能否稍加論證?





在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央政府力量衰微，藩鎮割據，內戰頻繁. 社會經濟大受破壞. 到五代十國時期，藩鎮武人依仗軍隊發動政變，改朝換代有如走馬燈。宋太祖為免重蹈五代覆轍，以加強中央及皇權，並同時削弱地方實力的 “強幹弱枝” 政策，透過軍事及內政上的特別措施達到政權穏定。





五代時期，武人發動政變頻繁。宋太祖趙匡胤亦不例外。 趙匡胤以禁軍將領，發動陳橋兵變，建立趙宋政權。因此，宋太祖著力對軍隊進行改革以防止藩鎮割據及內部兵變。首先，宋太祖加強中央禁軍的作戰能力。 宋太祖派員到地方軍隊中挑選精壯士兵成為禁軍，並將較弱的士兵留在地方為廂軍。 廂軍主要為地方進行雜役，而並不需要上陣打仗。 因此中央禁軍的作戰能力大為加強，相反，地方廂軍則被削弱。大大減輕了地方軍隊與中央禁軍的對抗能力。





除了抽調地方精兵至中央禁軍外，宋太祖鑑於唐末安史之亂後，地方軍力遠超中央，導致叛亂頻繁而中央無力對抗。宋太祖在軍事上實行 “內外相維”的軍事政策，使中央與地方軍力維持相若比例。例如，當中央禁軍約為十萬時，各地方軍隊總數也約為十萬。 另軍隊數量上，地方與中央大致平衡。假使地方叛亂，中央軍隊亦足以平亂，反之亦然。 除此之外，皇城內外、汴京與州縣之間，亦維持相應兵力比例。以防其中一方勢力過大而不能節制。





除了 “內外相維” 政策，“守內虛外”亦是另一國策。 守內虛外亦同樣是鑑於五代政變頻繁下所推出的政策。 宋太祖為防止民變及政變，中央在北宋初期的焦點在於防止內部威脅如武將兵變及流民。 在此之下，宋太祖推出募兵制，招攬喪失土地的貧苦農民投軍，減低流民發動民變的機會。軍事上，宋太祖推出階級法，其精神是上下相制，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防止兵士驕横擁戴武將發動政變。





另外，宋太祖為了加強對禁軍的控制，對禁軍組織職系進行改組。把後周禁軍體制中的殿前都檢點、 副都檢點、待衛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廢除。改以殿前司、待衛軍馬司、待衛步兵司，統稱 “三衙” 為禁軍領導。 三衙由資歷淺的將領擔任，並時常更換。 三衙均直接聽令於皇帝，但同時，三衙彼此又互不統屬，令禁軍更易受皇帝所控制。 而資歷深的開國功臣，如石守信、王審琦、張令鐸等武將，宋太祖有系統地以 “杯酒釋兵權”與他們兒女互結姻親，賞賜大量錢財良田，換取他們交出禁軍兵權。 進一步減輕了禁軍叛變的可能性。





針對五代時期，武將擁兵自重與中央對抗的情況，宋太祖對調兵權及領兵權進行分割。 調動全國兵力的權力交由樞密使，而武將只有領兵權並且樞密使及武將互不統屬，使地方將領發動軍事叛變變得困難。 經過五代長期戰亂，長安洛陽殘破。基於交通糧食運輸便利的緣故，北宋開國定都開封。 然而，燕雲十六州的喪失，導致京師無險可守。面對強大遼國的軍事壓力，京師駐紮重兵防守。宋太祖為防兵變，設立更戍法。 規定禁軍的駐紮地區，無論是邊疆或是都城，均需在數年輪調一次，而將領不隨之調動。刻意促成 “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以防將領擁兵自重。





除了地方與中央的軍事改革外，宋太祖對藩鎮亦作出了針對措施削弱其行政及財政實力。 首先，宋太祖將藩鎮的管轄範圍縮小。在五代時期，藩鎮除了管轄的所在州外，所在州周邊郡縣亦屬藩鎮所管轄，稱為 “支郡”。宋太祖改變以往做法，把 “支郡” 改為直屬中央，縮小了藩鎮範圍。 第二，地方官吏如知州等，改由中央直接派出文官所擔任。另地方文官的地位大幅提升。第三，除了由文官任知州外，另派通判分割知州權力。通判地位略低於知州，但知州政令需與通判連署才可生效。另外通判亦掌握所署地方官吏監察權並可直接向朝廷品告，使知州與通判互相制衡，防止地方官獨大。第四，中央重掌刑法覆核權。宋太祖規定地方判處死刑案件需提交至刑部覆核。改變以往五代時藩鎮私自處理，中央不能過問的情況。 有效建立中央在地方的權威。 在財政方面，由五代時期藩鎮掌控地方財政收入的權力收歸中央。 地方州郡除了留下必要的所需支出外，其餘所得需全數上繳中央。 又在各路設置轉運使。 轉運使主要職責是管理地方財政。確保上繳中央的費用無誤及地方使用充足。地方財政權的限制，對削弱藩鎮有積極意義。





宋太祖鑑於五代時期的政局動盪，武將政變頻繁的經歷，對北宋政權作出精心部處以作防備。實施了 “強幹弱枝” 為主旨的政策。大大加強了中央軍力與皇帝權威的同時，又刻意壓抑武人及藩鎮地位。另地方及武人軍事政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然而，強幹弱枝的政策亦同時削弱了地方軍隊對抗遼、金、西夏等周邊的強大軍事勢力。促使邊患成為宋代所面對大問題並無力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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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就元初立國的發展形勢，析述忽必烈的漢人政策.



忽必烈率領蒙古軍隊南下滅宋，取得以漢人為主的中原地區的統治區。為了對新佔領的中原地區作出有效管治，忽必烈任用大量漢人為幕僚，以漢制建立大元帝國。忽必列又任用漢人出任中央官吏及地方將領。然而漢將李璮的叛變，促使了忽必烈對漢人態度改弦易轍，提出了針對漢人的種族歧視政策，加深了族群間的矛盾，為元末的政治動盪埋下伏線。



忽必烈在1260年奪得汗位後，便正式建元 “中統” ，有中朝正統，繼承中原王朝的意味，並按漢人幕僚王文統的建議，建設中書省為中央行政機構，又任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文謙任右丞。中統二年 (1261年)，忽必烈對中書行省進行改組，除漢人以外，另加入其他民族任職。 任以不花、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忽魯不花、耶律鑄為左丞相 等等。從中書省各官員的任命上，漢官為元初時期的骨幹主力。而外族官員如，布魯海牙、廉希宪等，漢化程度亦較深。在軍事方面，漢將亦在元初政權裡扮演重要角色。忽必烈從各地方軍抽調士兵任直屬宿衛軍並交由黃文柄、李伯祐出任指揮使。 在中原各地，漢將如張柔、王文干、解成、張榮實、嚴忠嗣、張宏等，在中原各地合共領兵七萬戶。因此，無論在行政及軍事上，漢人官員在元初時期佔政府官員的比重，遠比蒙古帝國建立初期為多。 另外，忽必烈及其重用漢臣所代表的開明勢力戰勝以阿里不哥為代表的保守蒙古貴族勢力，促使採用 “漢法” 及重用漢官成為元初時期的蒙古執政主旨。



在忽必烈重用漢人政的主軸下，隨著李璮之亂的發生，促使忽必烈的漢人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 李璮原是山東反抗成吉思汗的地方起義軍- 紅襖軍領袖李全之子。隨著紅襖軍向蒙古投降，李璮轉而成為山東地方軍閥，出任益都行省，並掌五萬精兵。 另一方面，李璮雖對外稱臣於蒙古，但實際上對蒙古持觀望態度。 例如, 蒙哥伐宋時，向李璮借兵，而李璮以益都為要塞，拒絕蒙哥要求。 李璮又擅自扣起山東的鹽課及賦稅，又在諸路市馬，保留實力待日後而自圖。除此之外，李璮又與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有翁婿關係，李王二人彼此關係密切並時常互相通訊，另李璮掌握忽必烈及中央政府動態。甚至在李璮在起事前夕，還得到王文統對延遲起事日期的建議，只是建議最後並沒有被李璮採納而己。除此之外，李璮還與山東、河北軍閥互通聲氣，相約共同起事。 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間的內戰蔓延，另李璮決心叛變，在中統三年(1262年) 2 月3 日起兵。由於山東、河北軍閥沒響應李璮叛變，南宋亦沒有作出相應的軍事行動侵擾蒙古軍，再加上李璮的戰略失誤，在4月時，李璮叛軍已被忽必烈的大軍圍困於濟南城，直至7月因粮盡而潰敗。


李璮之亂另忽必烈對漢臣的觀感大肆改觀。首先，王文統作為忽必烈的核心幕僚之一，從李璮與王文統之間書信來往中，顯示王文統早已知悉李璮叛變計劃及發動日期，及王文統對李璮叛變的曖昧態度。如果李璮叛變不是被忽必烈迅速撲滅，憑王文統的權位，對蒙古政權，甚至忽必烈本人的安全帶來極大隱患。 除了王文統的取態外，山東、河北的軍閥與李璮的書信來往，另忽必烈懷疑各漢將的忠誠。因此，忽必烈展開針對漢人的部署。 首先，實行調官法。廢取軍閥世襲，讓中央集權重新確立，防止地方軍閥割據。第二，軍隊易將。將不同軍隊裡的萬戶互調，或由中央另派萬戶。另兵權歸中央管轄。第三，軍民分治。過往地方軍閥掌控其轄地的軍事、政務及財政。隨後改為民事由民官管理，而軍官只負責軍務，防止了軍閥專横獨大。第四，削弱兼攬的權力。 “諸路民總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縣、及鷹坊、人匠諸色事務者，罷之。” 以防家族勢力專權。第五， “設萬戶府監戰，選宿衛士監漢軍。” 第六，取消漢人世侯封邑。如張柔、嚴忠濟等的封戶均改為民籍。 第七，禁止民間私藏兵器。明顯地，忽必烈從重用漢官，在經過李璮叛變後，已轉變成對漢人，尤其是漢官，處處提防。





出於對漢人的猜忌，忽必烈對人民按其民族或所信奉宗教，實施民族四級制。 四種等級分別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不同等級的民族，元朝政府亦有不同的待遇，以優待蒙古人，限制漢人，而蒙古亦刻意把漢族人民分為漢人及南人階級，而漢人階級稍高於南人。期望以階級差異分化漢族人民，以便管理並使蒙古政權穩並同時使蒙古人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首先在官員的任命上，各級政府高官大部分由蒙古人擔任，其次為色目人。 漢人與南人絕少出任。 在地方上，漢人出任總管，而色目人則出任同知並與漢人總管互相牽制。色目同知與漢人總管皆聽命於蒙古人出任的地方達魯花赤。 在軍政及武器管理上，絕大部分亦由蒙古人專任，而出任相關的色目人則極少。漢人與南人更絕無僅有。在刑法上，不同民族等級，各由不同的司法機關處理，而刑罰亦各異。 例如，蒙古人傷殺漢人，只徵燒埋銀及斷罰出征。反之，漢人毆傷蒙古人，則可處極刑。除此之外，漢人亦禁止收藏弓箭槍棒等武器、聚眾、圍獵、乘馬也被禁止。 在徵斂方面，不等民族等級亦不同。以括馬為例，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則取三份之一、漢人及南人則全取。從以上種種政策所顯示，蒙古政府對蒙古人、色目人及漢人之間的待遇差異極大。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矛盾。




忽必烈在爭奪汗位，建立元帝國之初，任用大量漢人謀士出謀劃策。並藉著漢人官吏的支持，戰勝了代表蒙古保守勢力阿里不哥。重用漢臣並以漢制建立元帝國並成為忽必烈的政治綱領。然而，李璮之亂，改變了忽必烈對漢臣以至是漢族人民的信任。忽必烈以各種各樣的政策制衡漢官，又以四等民族政策限制漢族人民，以防範漢族人民叛變，並確保蒙古族在政治及經濟上保持絕對優勢。 然而，種種歧視漢族政策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催生了元末的農民起義反抗蒙古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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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霄(1986), 忽必烈, 吉林: 吉林教育出版社

南宋時期權相因何輩出，對國家政局有何具體影響？ 試詳細陳明。





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為南宋四大權相。其掌權原因不盡相同，但其管治方針，軍事對外政策對南宋政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直接影響了南宋國運。





在金國南侵，北宋戰敗滅亡，徽、欽二宗及大量皇族成員成為戰俘被虜。 宋高宗趙構與南宋政權倉猝在南方建立。基於金國具大軍事壓力，南宋時期宰相因而參與樞密軍事會議。 相較於北宋時期，相權大幅上昇。宰相秦檜在此背景下逐漸取得高宗信任主宰朝政。成為南宋時期第一位權相。 南宋立國初期，宋高宗雖要面對大量內政、軍事、外交難題需要處理。內政上，宋高宗因父、兄被虜而僥倖得位， 又差點因苖劉兵變下台。 為了穩定人心及出於禮教上的需要，高宗以迎回徽、欽二宗，中興宋室為號召，在南方建立南宋政權。 但是另一方面，在祖宗輩份上，高宗遠遠不如徽宗及欽宗。如徽、欽二宗回朝、 高宗帝位恐必不保。軍事上，高宗倚仗岳飛、韓世宗等名將抵擋金兵南侵漸穩陣腳。與宋太祖憑禁軍擁戴建立北宋不同，高宗麾下並無一兵一卒，相反，各家軍屯駐軍事重鎮又不受高宗所制。因此，收回各家軍兵權成為高宗在南宋建立之初的首要處理的難題。 另外，南宋與金國關係正常化，使南宋政權得以穩固，是另一個南宋立國後另一處理難題。 因此高宗需要一位能幹的宰相協助高宗作出及執行決定。 善於揣摩上意及能幹的秦檜正正符合此角色。 高宗為了盡快與金國達成和約，由秦檜出面解決主戰將領岳飛並收回岳家軍兵權，讓秦檜獨自承擔駡名，為高宗解決軍事及外交上的難題。 而高祖亦讓秦檜獨攬大權換取秦檜獨自承擔惡名的代價直至秦檜臨終，前後執政共十七年。在紹興十一年 (1141年) ，在秦檜主導下與金國定下和約，為南宋定下偏安固守為主軸的外交政策。南宋政權亦與金國關係相對穩定。 讓南宋偏安南方。





在淳熙十六年 (1189年)，宋孝宗內禪於皇太子趙惇，是為宋光宗。 然而宋光宗與宋孝宗關係惡劣。宋孝宗在宋光宗登位五年後過身，但宋光宗不但不主持喪禮，連喪禮也缺席。 因此宮廷宗室，朝野大臣對光宗大為不滿並聯合密謀迫使光宗退位。 由於太后不便出面干政，因此需要一名中間人在後宮與大臣之間積極聯絡。既是名臣韓琦之後，又是國戚的知閣院事韓侂冑便成為理想中間聯絡人。 韓侂冑在太皇太后吳氏的支持下，聯同宗室樞密院事趙汝愚成功發動政變，迫使光宗內禪嘉王趙擴，是為宋寧宗。 宋寧宗登帝位後，韓侂冑與趙汝愚不和。最終韓侂冑迫使寧宗罷免趙汝愚，並憑著擁戴之功，把持朝政，成為一代權相。 韓侂冑為打擊對手及鞏固權勢，發動了慶元黨禁及開禧北伐。 韓侂冑為了打擊政敵趙汝愚，對支持趙汝愚的理學派系進行打壓。 韓侂冑先後把理學學者如朱熹等罷黜，又宣布理學為偽學，嚴禁以理學作科舉科目。 大約在六年後，理學勢力大不如前，並對韓侂冑派系不成威脅後，慶元黨禁才稍弛。 另一方面，韓侂冑為了樹立個人權威，積極對金國北伐進行準備。是為開禧北伐。 首先韓侂冑積極為岳飛平反 ，為北伐展開輿論攻勢。又對秦檜作出嚴厲批抨，削減其官位。甚至把秦檜的廟諡改為 “謬醜”。 軍事上，對軍隊加強訓練並加緊軍事裝備。 在開禧二年 (1206年)，開禧北伐正式展開。 但韓侂冑在情報上的錯誤、用人失當、再加上金人已對南宋北伐早有準備，另北伐沒有實質進展。 隨後，駐守四川的吳曦叛變、金兵集中兵力反攻另宋軍士氣大受影響，朝野均對北伐失去信心。最後，開禧北伐的失敗，不單使南宋政權重新面對金國的軍事壓力，並為韓侂冑帶來致命毁滅。 南宋以史彌遠為主的主和派秘密與金國主動議和。 而金國亦開出的羞辱性的議和條件，其中一條件是韓侂冑的首級。 主和派為了盡快與金國達成協議並打擊主戰派，禮部侍郎史彌遠聯同寧宗皇后楊氏發動政變，安排伏兵把韓侂冑在上朝途中刺殺。 斬殺主戰派的蘇師旦，罷黜鄧友龍、郭倪等人。 主和派獻上韓侂冑、蘇師旦首級與金國，迅速與金國達成嘉定和議。 將南宋與金國的外交政策由主戰再一次扭轉成主和。 而史彌遠則取代韓侂冑成為新一代權相。





史彌遠在寧宗一朝長居相位十七年。由於寧宗並無子嗣，因此，皇位繼承權為南宋政權帶來不確定性。 寧宗最後立宋太祖十世孫趙貴和為皇子，賜名趙竑。 然而太子趙竑與史彌遠不和，令史彌遠深感不安。 嘉定十七年 (1224年) 史彌遠矯詔立宗室趙貴誠與趙竑同為皇子。 不久寧宗去世， 史彌遠伙同楊皇后召趙貴和入宮繼位，又限制趙竑入宮。 趙貴誠改名為趙昀，是為宋理宗，而趙竑則被貶。 出身低微的宋理宗感激史彌遠擁戴之功，讓史彌遠繼續把持朝政。 促使史彌遠在寧宗及理宗朝為相共二十五年。





賈似道為南宋晚期中最後一位權相，前後共掌朝政達十七年。 對南宋政權的敗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賈似道生於官宦世家，並靠父蔭在嘉興任小官倉司。宋理宗立賈似道姐姐為貴妃。宋理宗出於寵愛賈貴妃，愛屋及烏的緣故，破格召見時任倉司的賈似道，並受到提拔至太常及軍器監。隨後又升致知湖南澧州。憑著不錯的政績再晋升至湖廣總管。此後十年，賈似道官運亨通，官至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士。 然而，在開慶元年(1259年) ，南宋與蒙古之間的戰爭成為賈似道權傾朝野的轉捩點。 其時蒙古兵分三路攻打南宋。 蒙古大汗蒙哥領兵攻四川、忽必烈攻鄂州、兀良哈由雲南攻廣西、湖南。 賈似道被任為右丞相，駐軍漢陽並統領兵馬救援鄂州。 其後，蒙哥在四川釣魚城戰死。忽必烈軍則與宋軍在鄂州戰況膠著。 蒙哥戰死後，忽必烈急於回蒙古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賈似道私自與忽必烈達成議和並使蒙古退兵。 而賈似道爭對朝野謊稱在鄂州肅清忽必烈軍並凱旋回歸。 理宗稱讚賈似道有 “再造宋室” 之功，又以東晉時期淝水之戰相提並論。賈似道又命門客編撰 《開景福華編》，把賈似道的 “軍功” 大肆宣揚制造輿論。賈似道利用理宗對時任宰相吳潛的猜疑，隨著鄂州之役的完結而將吳潛罷黜，使賈似道獨掌朝政。 賈似道為了獨享開慶之功，先策動 “吳潛黨案”，將忠直朝臣及吳氏的支持者打壓罷免。 另一方面，設置 “打算法” ，以追討地方官員，武將在抗蒙戰役其間的軍費外名，打壓功臣武將及搜括錢財。另守潭有功的向士壁迫害致死並逮捕其妻妾代向士壁賠償。 另一守衛四川有功的武將的劉整，因受向士壁一案的影響，擔心同樣被整肅，改向忽必烈投降並獲得到重用，成為蒙元攻宋的重要將領。隨著大量軍功顯著的武將被整肅，賈似道把軍權交由親信呂氏集團掌管。在十多年後蒙古軍在襄陽戰勝宋軍，呂氏投降後，南宋更無將可用抗並隨之敗亡。 經過多番打壓政治對手，賈似道完全掌控了宮廷內外。 當時朝臣還有 “內庭無用專人，外閫無怙劫勢之將。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的說法。 除了打算法，賈似道還設立了公田法及經界法。限制富農所得田地及將額外的農田歸還政府以增加稅收。但執行上亦出現了問題。 又濫發紙幣另物價不穩，造成民怨。





理宗去世後，賈似道憑擁立趙禥繼位，是為宋度宗。宋度宗懦弱無能，賈似道藉擁戴之功更隻手遮天，數度以辭官還鄉要脅度宗。從從宰執、台諫，郡守等中央及地方官員，皆為賈似道親信並由賈似道所引荐。 諫官甚至不能自主，其彈論需要呈稿至賈似道過目。 賈似道排除異己，對不順己意的官員如文天祥、皮龍荣、江萬里、陳文龍等貶謫打壓，使度宗一朝政治腐敗。面對蒙元強大軍事壓力，更顯得無力對抗。





南宋四大權相主宰南宋國家政局。他們執政時間長，執政期間又獨攬朝政， 排除異己，打壓政敵。另朝廷不能兼聽不同意見，甚至樂見政敵派系政策失敗而失勢，讓自身派系掌權。 激烈的黨爭另南宋政權經常對國內及國外局勢作出錯誤評估，從而, 不斷作出錯誤的外交決定。在不適當的時候主戰，在議和時又過度退讓。如開禧北伐、嘉定和議便是明證。眾權相又時常打壓軍事將領，另出色將領得不到賞賜甚至被罷黜。另部分南宋將領叛變，打擊了南宋的軍實力。 南宋政權在時常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情況下，與金國及蒙古等軍事強國對抗時，自然敗多勝少。另南宋經常出現被動處境並最終被蒙古所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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