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晚清到民國，中國外憂內患不斷，由朝廷至民間對改革作出不同的嘗試皆以失敗告終，並且列強的侵擾，與內政的混亂亦日趨激烈。促使了士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化一步一步地削弱。直到五四運動後，知識份子對中國傳統文化信心盡失、切底否定傳統文化及力主全盤西化。其中對傳統文化的否定的影響一直影響至今。
在乾隆年間，由清政府至民間，對中國文化充滿信心，他們視中國為天朝上國，西方國家為藩屬、蠻夷。認為西方文明沒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中國文明亦遠比西方文明優越。 然而，在鴉片戰爭前夕，有識之士如林則除、魏源等人已知悉了西方國家非但不是蠻夷，而且還有相當多的地方值得中國學習。魏源編寫的 《海國圖志》 甚至成為日後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參考書籍。 滿清在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役後，親身感受到西方的船堅炮利，及西方器械在戰爭中所發揮的決定性影響力。較為開明的滿清官員及漢人士大夫，如張之洞、恭親王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體會到西方的科技文明已超越中國，中國需要努力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交通、器械等科技以自強及抵抗外敵。 但另一方面，他們亦同時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思想、以至教育等範疇上，仍較西方優勝。 因此，在學習西方科技的同時，亦強調中國的倫理道得為學術之本體、西方知識只是末節。在學習西方知識的同時，並不能荒廢儒學的學習，並且往往利用儒學的角度去理解西方的知識。 例如，魏源主張 "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王韜 “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 3等論述。 他們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哲學等範疇缺乏興趣與動機去認識和學習。 亦正因為較開明的士大夫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哲學缺乏理解，使他們所主導的晚清政治體制、經濟改革流於片面，並不能解決晚清政府在內部管治、外交上所遇到的問題。滿清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給與中國文化相近、在洋務運動同時展開明治維新的日本，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及認試上，形成了強列的對比。
由於甲午戰爭的慘敗，令部分有識見的士人認識了滿清政治體制的落後。文化相近，但現代化成功的日本，成為了重要的參考對象。 他們積極推動以日本為藍本的維新變法。為了減輕守舊官員的反對，康有為、譚嗣同等人以托古改制，借本已式微的 「公羊三世說」為變法製做理據、仿法西方的政治體制、減輕華夷之防。譚嗣同曾說：「守舊則夷狄之，開新則中國之。」 強調政治改革、仿傚日本、推動君主立憲制以限制慈禧太后的權力。 此時部分的讀書人明顯地已對現有儒學有所懷疑，把明末清初曾被打壓的實學加以利用，把西化重新包裝，並與儒學相符。 可惜，戊戌維新推行過急、計劃久缺周詳、光緒帝及康有為等人又欠缺實權下，維新政策損害保守派利益，被守舊派官員聯同慈禧太后推翻新政。在八國聯軍之役戰敗後，慈禧太后為了回應批評，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君主立憲。 可是，慈禧太后及光緒帝相繼過身。在缺乏領袖主導、滿清貴族戀棧權力下，滿清政權被辛亥革命推翻。君主立憲改革亦被迫終止，並以共和體制所取代。 從戊戌維新、晚清新政、民國成立、再到洪憲復辟及軍閥割據，當中中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改革。 但政治改革非但沒有令中國富強，反而亡國危機加深、政治愈趨混亂。 面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知識分子意識到改革之失敗是與文化觀念、尤其是儒家文化有關。他們質疑儒家文化導致人民愚昧、守舊、政治専制。 儒家文化阻礙了改革進步的步伐。他們認為，為了趕上世界進步的潮流，撕脫落伍的標籤，中國必須加快及加強西化才可避免亡國。知識份子從托古改制轉向對儒家的鞭撻。知識份子對舊有的中國文化之信心完全喪失。顯示了文化危機再進一步加深。五四運動便在此背景下展開。
五四運動主要由啟蒙運動與救亡運動所組成。啟蒙的目的是藉著意識形態的改造，把民主、自由、科學、平等思想植入民眾當中，使民眾思想進步。另一方面，由於亡國的危機已迫在眉睫，迫使知識份子們使用激烈的手段把歐洲已展開數百年的啟蒙運動壓縮在極短時間下完成，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成為了救亡運動的另一要主要目的。
為了快速達成啟蒙目的，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提出了與傳統與儒家觀念缺裂，打倒孔家店、捨棄三綱五常、倫理等觀念，把這些傳統 “障礙” 掃除。以西方文化所替代。 因此、在五四運動展開後，知識份子大量地提倡民主、科學、平等、個人主義等西方觀念。胡適、陳獨秀等人又提出新文化運動，加快思想的轉變。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了文學革命，嚴厲抨擊文言文所做成的思想束縛。 批評過去 “以文載道” 的主張， 提倡使用白話文進行寫作，又提出新詩等新寫作體裁。陳獨秀亦贊同胡適對文學的新見解，創立《新青年》雜誌，推動白話文運動。陳獨秀提倡建設國民文學，以替代舊有的文言文所代表的貴族文學。期望透過摧毀文言文去更改國人的思考方式、打破陳舊思想、與傳統文化切割。 白話文運動成功，使白話文成為了近代中國文學創作的主流，其影響持續至今。
民國初年，大量的西方思想與主義傳入中國。知識份子為了加速救亡運動，他們不再在傳統間尋找救國之道，反而在向西方尋找迅速快捷的方法解決國家問題。 當時仍屬於新思想的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左翼思想相繼傳入中國，在知識份子中廣為流傳。 這些左翼思想便被知識份子認為是救國良方。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亦因此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希望利用共產主義以救中國。然而，這些新思想在未經可靠實驗及證據、更沒有被消化、應用下，卻被拿來當成救國之良藥。為日後中國出現的主義之爭埋下伏筆。使中國在經濟與政治發展上走過不少冤枉路。
此外，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傳統史學亦被不少知識份子所懷疑。他們提出利用科學、客觀地對中國歷史及古代典籍重新作評估及研究。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等人。他們的研究，興起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利用文物區分了 “信史” 與 “傳說”。 因為考古學的普及，發掘了刻有甲骨文的文物作為證據，使商朝成為了信史的一部分。 而中國歷史中 “三皇五帝”的部分，亦因缺乏考古文物的支持而淪為 “傳說”。考古學的重視，使中國歷史研究成為了嚴謹的學科、而並不再是盲從相信古籍的記載。
五四運動亦對傳統的社會結構做成了衝擊。首先是婦解運動之興起。隨著傳統價值的推到，應用到女性的禮教及家庭角色亦被解放。女性受到教育的機會亦隨之增多，並且參加了五四時期的學生運動。例如鄧穎超便是參加五四運動的女學生領袖。由於傳統家族制度瓦解，個人主義與自由戀愛的興起，婦女的地位亦有所提高。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受到質疑。
五四運動的展開是中國文化危機一步又一步加深後，知識份子在迫切救亡圖存下的一次強烈回應。在五四運動下的新文化運動，對現代中國文化既深且廣，並持續影響至今。滿清初、中期，上至朝廷、下至士大夫，普遍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信心。認為中國的文化、思想、哲學等範疇遠勝西方，視西方的物質文明為 “奇技淫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尤其保守的文人當中，西方文明被認為不應亦不值得學習。從恭親王奕訢在推動洋務運動時被取笑為 “鬼子六”便可見一斑。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役，清廷見識了西洋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後，有識之士已意識到中國在科技發展，尤其在軍備技術上，已遠遠落後西方。魏源、張之洞等人便主張學習西方科技以對抗西方，推動洋務運動。但他們亦同時主張中國的學術思想博大精深，應與保留。從洋務運動的展開可以顯示，部分士大夫對已中國的科技文明開始動搖，不再視西方技藝為 “奇技淫巧”， 而是保家衛國的有用之物。 隨著甲午戰敗、日本大獲全勝，中國的士大夫又體會到中國更多的不足。中國除了科技落後外，政治制度亦嚴重落後於西方及日本。康有為、譚嗣同等進步文人對中國文化的優越感再受到了打擊，並企圖透過今文經學、經世致用等作包裝，推動君主立憲、政治制度現代化等改革。隨著戊戌維新的失敗、民國建立、洪憲復辟等事件，再一次證明了政治改革非但不能令中國國力增強，反而加強列強的侵擾。促使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反思種種改革的失敗原因。 他們總結了傳統文化思想是各種改革失敗之元兇。 因此，他們猛烈批擊傳統文化、包括儒家道德、倫理、思想、文學、史學等種種範疇。他們主張把傳統文化推倒捨棄，接受全盤西化、推動白話文運動等，使人民思想得以啟蒙以趕上西方進步之潮流。傳統中國文化由清初的優越寶藏淪為阻礙社會發展的腐朽之物。 五四運動對近代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首先是白話文運動的影響。文言文被廢取以白話文所取代，改變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救亡運動的展開，引入西方政治學說以解決中國積弱之問題，不再參考歷史裡的治亂興衰之經驗。歷史典籍的真實性亦受到了懷疑。家族制的瓦解、婦女與個人主義的興起亦反映了對傳統的懷疑。 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失去信心的現象一直持續到現代。從流行文化中，現代、典雅、先進、高貴等元素甚少出現中國文化符號便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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