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7日 星期三

太平天國是不是一個農民革命運動?其敗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太平天國是由出身客家農民家庭的洪秀全所創立道光年間,清政府內外交困。清政府吏治敗壞、經濟衰退、民怨沸騰、滿漢矛盾嚴重在種種原因之下,激發了太平天國的成立。太平天國成立初期,得到了貧農支持,發展神速太平天國初期具一定的農民革命思想,但亦很快地演變為封建政權。其人才策略的局限性在晚期限制了太平天國的發展並成為其敗亡之主因。 

 

洪秀全為廣東花縣客家人,生於1814年。年幼時進入私塾讀書,家族對洪秀全寄以厚望,希望洪秀全能中舉,光耀門楣。 在1828、1836、1837年曾到廣州赴考但失敗,對洪秀全打擊極大。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到廣州應考途中,得到了基督教的傳教小冊子  《勸世良言》。洪秀全首次認識基督教的教義。  但是,洪秀全當時沒有在意。隨著1836的考試再次失敗,洪秀全大受打擊,回家大病四十多天。患病昏迷期間,聲稱遇見 “天父”並被 “天父”告之洪秀全為耶穌之弟奉命回到人間斬妖除魔。洪秀全開始在家鄉宣揚自己所創立的拜上帝教,並邀得同窗馮雲山加入,成為太平天國初期的重要領導成員。然而,洪秀全在花縣的傳教工作並沒有太大進展。洪秀全與馮雲山展轉到廣西偏遠窮困山區紫荊山繼續傳教事業。廣西有不少少數民族聚居,遠離中原地區。當地民眾對非主流宗教較易接受,使拜上帝教有合適的發展空間。 紫荊山的村民主要是知識水平低下處於社會的低下層的開礦及燒炭工人。洪秀全與馮雲山無償協助村民讀書識字、處理文書及與官府交涉,因此受到了村民的愛戴,拜上帝教亦迅速發展。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石達開 亦在這段時期相繼加入,成為後來太平天國初期的核心領導層。馮雲山亦是洪、楊、韋、蕭、石之間的磨合團結的關鍵人物。令太平天國建立初期,教眾上下一心。在宗教的號召下,全民皆兵、作戰勇猛成為一股重要力量。  到了1848年,洪秀全決定離開廣西回廣州作最後一次應試。在洪秀全離開廣西的期間,馮雲山因事被捕教眾群龍無首。 楊秀清借  天父上身顯靈、蕭朝貴借   “天兄(耶穌) 附體 ,領導教眾救出馮雲山。自始楊秀清多次借 "天父下 凡" ,要挾洪秀全,為日後的天京內訌埋下伏筆。 

 

1851年,洪秀全帶領信徒起兵,首先攻下廣西永安,並在永安正式宣佈建立太平天國,並冊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韋昌輝為北王、馮雲山為南王、及石達開為翼王。正式宣報太平天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制度。 其中,主要的政策天朝田畝制度及聖庫制度。在天朝田畝制度下,土地收歸國有並由政府統一分配給農民。背後理念是確保農民皆有田可耕。聖庫制度,生產者除自用外,其餘的生產作物需上繳 聖庫,再由 聖庫統一平均派發。 使人人  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 另外,太平天國又主張男女平等禁止納妾、蓄婢及纏足。 女子亦能分得土地及參軍。在宗教上,太平天國禁止拜佛祭孔,並要求民眾每七日到教堂做禮拜。太平天國起義之,絕大部分的參與者無耕地的貧農或收入微薄的燒炭工、礦工。 天朝田畝制度、聖庫制度及背後的公平理念對低下階層極具吸引力。對當時晚清土地高度集中、財富不均問題,作出改善的嘗試。從這一點上,太平天國運動初期的確有農民革命的成分。然而,天朝田畝制度並沒有確切地執行。實施天朝田畝制度的首要條件是對全國土地及戶口進行清查、統計,以便按口授田。可是,太平天國由起事至頂峰再到滅亡,時間短促統治範圍及其人口變化極大,使天朝田畝制度極難落實。 事實上,天朝田畝制度在1853年制定,但到了1855年,所見的人不多,流傳極少便是明證。此外,太平天國的領導層之間,封建觀念極重。太平天國建立不久,天王及其以下的封王出行排場,宮殿、飲食規格、妃嬪人數等,均有嚴格規定。例如,東王出入均坐五十人大轎、天王妃嬪五十餘人 比當時咸豐帝還要多飲食亦非常奢華講究。可是,在信眾之間,夫婦卻不能同住、飲食茹素聖庫下的 有飯同吃、有錢同使,淪為空談。 因此亦說明了太平天國建立之初,的確曾經存有農民革命思想,但太平天國規模稍為大時,改造社會的思想已蕩然無存,領導層著眼於物質享受、權力之爭奪,遠多於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太平天國到了中後期,只是另一個比清朝更封建的封建政權農民革命思想已蕩然無存。 

 

太平天國由成立到攻下南京,只用了短短兩年半的時間然而,太平天國的人材及用人政策是其根本並致命的缺憾,對太平天國的敗亡有直接的關係洪秀全本人極為自負,本來是一個不易合作的人。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帶兵在外征戰,親兵,權力分散。 馮雲山是太平天國制度實際上的設計者 楊、韋、石等人又是馮雲山招攬。馮雲山較有大局觀,憑其資歷及建樹,名符其實太平天國的第二領導人及創立人。但馮為了團結領導層,自願把象徵第二第三位的東王西王位置讓與楊秀清及蕭朝貴受其節制可是,馮、蕭二人在太平天國早期的戰役,相繼戰死使洪秀全與諸王之間沒有合適的仲裁人。再加上楊秀清凶殘跋扈,常借故仗責諸王、甚至天王,為日後埋下天京事變的遠因。如果馮雲山不早死,或許可以避免天王與諸王之間的內訌。 

 

另外,洪秀全的用人策略與其對手,湘軍領袖曾國藩成強對比。洪秀全以宗教作號召、並對儒釋道持否定態度、建立以天王為首的太平天國使太平天國並難以與主張 反清復明 的天地會合作。洪秀全反儒教的態度,亦使太平天國得不到傳統士大夫的支持此外,洪秀全視列強為藩屬,視拜上帝教為基督教正統,使西方傳教士對太平天國由同情轉為遠。從而使太平天國內外,欠缺認識洋務及外交的人材,從而作出拙劣的外交政策。以上種種的人才政策,大大限制了太平天國的發展 尤其是在天京變後,的限制更為明顯在天京事變後,洪秀全對外人諸多猜疑,用人為親。在太平天國末期,洪秀全最為信任的是洪仁發、洪仁達、洪仁玕及蕭有和。 洪仁發、洪仁達為洪秀全親兄弟,但兩者乏才能。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兄,雖有見識,但欠功勳,為眾將不服。幼西王蕭有和是蕭朝貴之子、洪秀全之外甥。但是幼西王只是少年,政令卻出自幼西王之口。猛將陳玉成、李秀成雖然戰功彪炳,不能進入權力核心。相比之下,曾國藩則用人不一格,知人善用使曾國藩麾下滙集了各方各面的人才。湘軍有長於軍事的李鴻章、彭玉左宗棠、善於理財的李章、熟識洋務的容閎等人,與洪秀全形成強烈對比。古往今來爭奪天下都以滙聚各方人才為先決條件。太平天國雖有其他的失敗原因,例如,戰鬥力過於分散、外交手腕拙劣、戰略失誤等等。但是,如果洪秀全能團結各方人才,群策群力,或許可以避免以上問題之發生。 

 

太平天國是近代中國史上具有爭議的歷史事件。中共視為農民民族革命。 然而,作為  "革命",學者施友忠認為革命政權除了推翻現有政權外,並需要對政治、社會、經濟進行根本性改變,以替代原來的舊有社會的秩序。否則,“革命政權”只是叛亂而已。 在此定義之下,太平天國早期曾有一些革命理念但由於發展過於迅速控制版圖變動大,改革措施難以落實。 太平天國到了中晚期後,領導層沒有堅持理想並急劇腐化。他們著眼於權力鬥爭、特質享受多於關心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太平天國嚴格上並不是農民革命政權,而是叛亂的封建政權。 附此之外,太平天國敗亡原因多,但是均可追溯至先天不足的人才策略。  天王秀全自負、東王楊秀清跋扈,南王馮雲山早死,乏各王調停人為日後天京事變埋下禍根間接促使了洪秀全用人為親。太平天國的宗教政策,得不到傳統士大夫、秘密會社、西方傳教士的支持人才來源單一使太平天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拙劣,亦得不到西方先進軍事援助。最終使其敗亡。 

 


參考文獻: 

  1. 公開大學﹙2020﹚, “CHIN A383C 中國近代史”﹙單元二﹚,香港:香港公開大學 

  1. 郭廷以(2019),近代中國史綱(重排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 徐中約(2009),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 香港電台 (2015),古今風雲人物 – 洪秀全 (十)天國滅亡,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87&eid=53530&lang=en-US 

  1. 香港電台 (2011),古今風雲人物 – 曾國藩 (四),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87&eid=15936&lang=zh-CN 

  1. 羅爾綱1955,太平天國史稿,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史學界從五十年代以來先後提出不同理論解釋中國近代史的進程,你認為它們能正確與全面地解釋中國 近代史的發展嗎?試析論之。

美國歷史學界,自1950 年代開始,先後提出不同的理論框架去解釋中國近代化的演變過程。最先流行的是挑戰與回應說、然後是傳統與現代說、及帝國主義說,最後是中國中心史觀。 正如所有史學學術框架理論 一樣,學術框架並不能對所有現象提供解釋。但隨著美國學者對理論裡的漏洞作出完善並提出新的理論解釋中國現代化進程,美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亦越來越全面。 

 

在194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取得勝利後,西方學界對中共及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表現了強烈興趣。學界逐漸出現對中國近代史作出了研究。其中以費正清為主的學者提出了 "挑戰與回應" 學說,在五十年代歐美學界中廣為流行。  在“挑戰與回應”的理論下,學者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極穩定、變化小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架構、思想與文化恆常不變。當西方的影響傳至中國時,為恆常不變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帶來極大挑戰,而中國社會被迫作出回應。 在此理論框架上,歐美學者認為近代中國的現代化、維新運動、革命以致價值觀、生活習慣的變化等,都是中國對西方挑戰後所作出的回應。他們並認為,假如沒有西方的挑戰,現代化是不會出現在中國。然而,隨著歐美學者對中國的文化歷史認識漸多, “挑戰與回應”說亦被學者所質疑。 第一,所謂 “中國”與 “西方” 的定義過於籠統。 在中國近代,不同的省份地區的社會及經濟結構並不是完全相同,當中的差異頗為明顯。例如,西方的機紡洋布傾銷到中國對南方、沿海地區受到的經濟打擊便與內陸地區顯著不同。同樣地,在不同 “西方”國家之間,價值觀的差異亦不少。例如,以基督新教為主的美國,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在價值觀上有著明顯的差異。在此差異之下,美國及法國為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及挑戰就不可能一樣。另外,近代的西方也在轉變中,在不同的時代下對待中國的態度及挑戰亦不同。第二,"挑戰與回應"說忽視了中國與西方非接觸的部分,如政治、經濟等內在因素對中國之影響。例如,太平天國運動的出現,雖然與基督教有關,但與當時中國的內部政治、經濟文化等矛盾更有直接關係又例如,自強運動不單為了讓清政府回應列強的挑戰,亦同時為了改善經濟、鎮壓內亂、以重建政府管治威信爭取漢族士大夫支持等內部原因。 

 

在  “挑戰與回應說的基礎上,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則興起了 傳統與現代  說,對近代中國進行了解釋。傳統與現代 說以美國學者李文遜   (Joseph R. Levenson)   為代表。 李文遜認為,中國的傳統與儒家禮教是中國的社會制度的核心。因為儒家禮教,使傳統中國不具備社會變革的能力,只能作出有限度的    內變”。 而且儒家傳統與現代化格格不入,嚴重妨礙現代化的進程。因此,中國社會要進行現代化的變革,便需要外間強大的力量對傳統社會作出衝擊、推倒傳統,才能以西方為典範,建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然而, “傳統與現代說亦被學者批評。第一,在任何人類社會下,現在"是過去"的伸延。傳統並不能完全與現代割裂。雖然,傳統與現代是有一定的矛盾,但是較接近事實是,傳統與現代是互相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傳統甚至是推動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現代化思想需要依賴傳統價值觀的推動。例如在新文化運動下的代表人物中,胡適、魯迅、蔡元培、陳獨秀等人,均受深厚的傳統儒家教育可見傳統儒家思想非但沒有阻撓西方現代化思想,反而是大力推動革新的原因。 新儒家思想下的憂患意識亦協助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動力。  “ 傳統與現代挑戰與回應比較下,傳統與現代說較為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但仍過於側重西方對近代中國之影響 

 

到了六十年代後期,學界開始注意到 挑戰與回應傳統與現代理論裡的盲點,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學說。 現代化理論亦過分地合理化西方國家對亞洲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及意識型態下的干預,並認為現代化理論只是帝國主義的延續。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成為了中國研究的主軸。其中James PeckFrances Moulder 認為西方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的發展,損害了中國的獨立性,為中國帶來了災難直至中共的革命成功,帝國主義影響才得以在中國消除。而另外一些學者,如Ramon Myers、侯繼明等則嘗試說明帝國主義並沒有為中國經濟帶來重大破壞。無論是否認同帝國主義有否對中國經濟帶來破壞,學者Paul Cohen (保安) 總結了帝國主義削弱了中國國家的主權、從而妨礙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領導角色、及使政府不能有效建立公共政策和公共機構。另外柯保安亦批評帝國主義論述視中國經濟為一個整體作研究對象,從而忽視中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最後柯保安批評,帝國主義論述,如傳統與現代挑戰與回應一樣,過於著重西方的衝擊及過於 西方中心” (Western Centric) 、片面,忽視中國的內部因素 

 

在七十年代後,美國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出現了突破。慢慢擺脫了 西方中心的思想觀,出現了 中國中心史觀”。 “中國中心史觀大致回應了挑戰與回應”、 “傳統與現代帝國主義學說下,帶有作種族偏見只從西方角度出發的研究方向。中國中心史觀主要可分為四項特質,分別為 :中國本位論、區域研究、中國社會下的分層式研究及社會科學理論的應用。 

中國本位論是指以中國人、中國社會的角度出發,再對不同的人和事研究出其重要性及歷史意義,而不是以西方的標準作出判斷。例如太平天國及鴉片戰爭的出現,是解決清末所累積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又例如維新運動及清議運動,過去被為維新派與清議派是死敵,但學者 John Schrecker (石約翰) 則發現維新派與清議派有很多的共通點他們都是仕途不順的年輕知識份子、並要求清廷作出用人為才、廣開言路等政治改革 

區域研究主張把中國去中心化並分拆成不同的區域、省份或地區進行研究,以減少因地域上的差異所做成的研究偏差。例如,柯保安把晚清的知識份子以 內陸沿海地區作區分,發現支持改革的知識份子多出自沿海地區。史雅堅 (G. William Skinner) 則把中國按地理環境拆分為滿州、華北、西北、長江上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嶺南、及雲貴地區等九個區域並研究其經濟、天災、叛亂下的影響。 

中國社會分層研究是對社會上各個階層為研究對象。以住的研究一般以社會上層,如士紳等為主。 新的研究方向亦對社會下層人士作出研究例如,奴婢、娼妓、黑社會、乞丐等等,過往被忽視的階層亦成為了研究對象使中國社會的歷史研究更為全面。最後,社會科學理論的應用亦是新的中國歷史的研究範疇。學者以社會科學理論為基礎,應用數據對歷史現象及事件進行分析。例如,Elizabeth Perry 研究中國革命與傳統農民模式的關係等。 

 

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從五十年代開始, 先後提出了衝突與回應論, 及傳統與現代論等框架, 嘗試解釋中國近代的歷史事件與現象。 但歷史學家普遍從歐美的角度出發, 明顯地忽略與中國有關的因素。 衝突與回應論過分強調西方為近代中國的衝擊,忽視中國內部經濟政治等沒有與西方接觸部分的重要性。 仿佛沒有衝擊就沒有回應,對中國近代史留於片面。 同時,“衝突與回應論亦過分簡化,在不同時代,不同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差別。傳統與現代說,相較於衝擊與回應論,對傳統文化的影響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有了更多的關注。然而,傳統與現代說認為代表傳統的儒家文化對中國的現代化只有負面影響。中國現代化的出現是因為受了西方的衝擊,傳統被推倒才得以出現。但是,傳統與現代不一定是完全對立,反而是傳統與現代的價值觀是互相影響,乃至傳統價值推動了現代化。到了六十年代的後期,西方學界以帝國主義論述解釋中共革命的成功,並以帝國主義解釋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緩慢、落後之原因。但帝國主議論,忽視了中國內部地域之間的差異及仍以西方主觀角度解析中國近代史。到了七十年代,西方學界慢慢擺脫了西方視角,開始以 “中國中心史觀” 的角度研究中國近代史。對中國按不同地域、不同的社會階層進行研究。又利用近代社會科學理論分析歷史現象,使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更為立體、豐富。 

 

 

 

 

參考文獻: 

  1. 公開大學﹙2020CHIN A282C 中國近史”﹙單元香港:香港公開大學 

  1. 公開大學﹙2020,“CHIN A282C 中國近史”指定讀物﹙單元﹚,香港:香港公開大學 

  1. Paul A.  Cohen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