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土木堡之變」的前因經過，並評論何以史家認為此事是明朝國勢的轉捩點？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國勢由盛而衰的標誌性事件。土木堡之變之前，明朝國勢外向積極。政治相對清明、官員有為、宦官干政較少。土木堡之變後，皇帝大多疏懶政事、宦官弄權、官員訶謏奉承變成常態，國勢日頹。 政治風氣轉變與土木堡之變有密切關係。 

土木堡之變的成因經過，與英宗朱祁鎮、司禮監王振、瓦剌領袖也先之間的互動有密切關係。英宗朱祁鎮九歲登位。東宮內臣王振被晉升為司禮監太監。英宗登位初期，太后對宦官管束甚嚴，王振有所顧忌。然而在正統九年 ﹙1442年﹚ 太后病死。王振失去約束而權傾朝野，用人唯親，又降罪至反對他的官員。王振為了加強其威信，在正統六年﹙1441年﹚，主動發兵十五萬人討伐雲南麓川宣尉史思任發。戰事持續了五年，思任發被殺，朝廷招撫思任發兒子思祿作結。  戰事勞民傷財，卻沒有解決內部民族問題。 麓川之役滿足了王振的虛榮心，怱視戰爭帶來的禍害，為王振以輕率的軍事態度面對將來瓦剌寇邊埋下了伏筆。  

瓦剌乃蒙古部落其中的一支。 正統四年﹙1439年﹚，也先成為瓦剌首領而日漸強大，相繼征服女真，兀良哈諸部。版圖西至中亞，東至黑龍江口。 基於遊牧民族的特性，瓦剌需要與中原進行貿易滿足生活需要。如貿易不能滿足其所需，便有機會誘發向中原掠奪等行為。從正統三年（1438年） 開始馬市正式在大同建立。 但是， 明朝嚴格控制馬市貿易的規模及人員數量，馬市貿易並不能滿足瓦剌的實際需要。再加上明廷官僚腐敗，軍隊作戰能力薄弱。相反，瓦剌軍力強盛更使也先以武力解決與明朝的貿易矛盾。 

正統十四年 ﹙1449年﹚，瓦剌虛報朝貢使團人數以圖更多賞賜，王振則清點使團實際人數作出賞賜。 王振此舉觸怒了瓦剌。是年七月，瓦剌兵分三路大舉進攻明朝，而主力部隊由也先率領進兵大同。王振則煽惑英宗親征，並帶領朝廷大臣，帶兵五十萬倉卒迎戰。由北京出發，經居庸關、宣府再往西行進軍大同。 由於糧草安排失當、兵士欠缺訓練、王振自身欠缺軍事知識及擔當、再加上沿途天氣惡劣，軍隊到達大同時，士氣低落，戰鬥力低下。與此同時，王振在大同接獲前綫敗報。王振出於恐懼又令大軍班師回朝以避瓦剌兵鋒。然而在撤退的路線上，王振又朝令夕改，錯失時機。 原定的撤退路線為由大同經蔚州入紫荊關然後回京，但在中途更改路線，決定經宣府至居庸關回京。撤退路線的更改令軍隊疲於奔命，浪費了寶貴時間使瓦剌軍趕上明軍。八月中旬，王振命朱勇率三萬精銳抵擋瓦剌大軍，但朱勇有勇無謀，被瓦剌軍殲滅。餘下的明朝部對在土木堡被瓦剌大軍包圍並擊潰。最後王振及隨駕親征的大臣及朝官共數百人皆死於亂軍當中，英宗亦成為瓦剌俘虜。土木堡大敗，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後， 震驚朝野。 為了穩定局面，大后命英宗弟郕王朱祁鈺為監國以穏定軍心。 然而，京城空虛，瓦剌大軍壓境，令明朝廷陷入兩難。一派以翰林院待講徐珵為首，主張南遷。而兵部侍郎于謙則力排眾議，以宋高宗為鑑，主張守衛京城。 于謙的主張說服了太后及郕王，並被晉升為兵部尚書。于謙調動各地方軍隊到北京保衛京師，又召集地方鄉勇加緊操練，準備軍械及火炮應戰。同時，于謙把通州儲粮運至北京準備長期抗爭。于謙又宣報王振罪狀、誅殺其餘黨以震士氣。 同年九月，郕王登位，是為景泰帝，奉英宗為太上皇，以免英宗被瓦剌利用要脅明軍。 經過各種準備，再加上是生死存亡之戰，北京軍民士氣高昂，使明軍的勝算遠較七月時高。十月初，瓦剌攻城。于謙親自率領軍民抵擋瓦剌軍隊。經過五日交戰，瓦剌軍攻取不下北京城。也先擔心持久作戰會對瓦剌更為不利，以英宗作要脅又討不到好處，便決定退兵與明朝議和並交還英宗作結。明朝則開放馬市作回報。英宗返回北京後馬上被景泰帝軟禁。直到景泰八年，朱祈鈺病危，徐有貞（徐珵）聯同大將石亨，宦官曹吉祥，發動奪門之變，助英宗奪回帝位，並捕殺于謙，抄家。 徐有貞、石亨、曹吉祥倚仗擁立之功，紛紛以權謀私。 隨後，徐、與石，曹因權力不和，徐有貞被貶。然後，曹與石又不和而石亨被殺。而最後曹吉祥因謀反被英宗了結。 三人之間的權鬥使朝政混亂，士風敗壞。明朝亦開始步向衰敗。 

土木堡之變成為明朝由盛而衰的標誌性事件。土木堡之變為明朝帶來三項重大轉變。第一，軍事上，明朝經過土木堡之變後，明軍再不主動出擊北方遊牧民族。而從此明朝只駐重兵應對北方邊患。 第二，吏治士風大變。土木堡之變前，明朝還有好一些以國家為重，不為一己私利的官僚。于謙便是一位極佳例子。 但在奪門之變後，于謙的悲慘下場，無恥之徒官運亨通，令廉潔奉公的風氣蕩然無存，並以趨炎附勢、營私舞弊為主流。施政方針苟且因循、得過且過，以保利祿。第三，開了宦官專權先聲。 王振蠱惑英宗出兵瓦剌。把持朝政，視重大的軍事行動如兒戲，並為建立個人權威高於國家利益。此後，司禮監太監掌握批紅權力，籍此掌控內閣。此三大改變一直影響明朝並直接造成明朝敗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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