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謂宋代推行強幹弱枝政策，乃鑑於五代之弊，能否稍加論證?





在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央政府力量衰微，藩鎮割據，內戰頻繁. 社會經濟大受破壞. 到五代十國時期，藩鎮武人依仗軍隊發動政變，改朝換代有如走馬燈。宋太祖為免重蹈五代覆轍，以加強中央及皇權，並同時削弱地方實力的 “強幹弱枝” 政策，透過軍事及內政上的特別措施達到政權穏定。





五代時期，武人發動政變頻繁。宋太祖趙匡胤亦不例外。 趙匡胤以禁軍將領，發動陳橋兵變，建立趙宋政權。因此，宋太祖著力對軍隊進行改革以防止藩鎮割據及內部兵變。首先，宋太祖加強中央禁軍的作戰能力。 宋太祖派員到地方軍隊中挑選精壯士兵成為禁軍，並將較弱的士兵留在地方為廂軍。 廂軍主要為地方進行雜役，而並不需要上陣打仗。 因此中央禁軍的作戰能力大為加強，相反，地方廂軍則被削弱。大大減輕了地方軍隊與中央禁軍的對抗能力。





除了抽調地方精兵至中央禁軍外，宋太祖鑑於唐末安史之亂後，地方軍力遠超中央，導致叛亂頻繁而中央無力對抗。宋太祖在軍事上實行 “內外相維”的軍事政策，使中央與地方軍力維持相若比例。例如，當中央禁軍約為十萬時，各地方軍隊總數也約為十萬。 另軍隊數量上，地方與中央大致平衡。假使地方叛亂，中央軍隊亦足以平亂，反之亦然。 除此之外，皇城內外、汴京與州縣之間，亦維持相應兵力比例。以防其中一方勢力過大而不能節制。





除了 “內外相維” 政策，“守內虛外”亦是另一國策。 守內虛外亦同樣是鑑於五代政變頻繁下所推出的政策。 宋太祖為防止民變及政變，中央在北宋初期的焦點在於防止內部威脅如武將兵變及流民。 在此之下，宋太祖推出募兵制，招攬喪失土地的貧苦農民投軍，減低流民發動民變的機會。軍事上，宋太祖推出階級法，其精神是上下相制，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防止兵士驕横擁戴武將發動政變。





另外，宋太祖為了加強對禁軍的控制，對禁軍組織職系進行改組。把後周禁軍體制中的殿前都檢點、 副都檢點、待衛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廢除。改以殿前司、待衛軍馬司、待衛步兵司，統稱 “三衙” 為禁軍領導。 三衙由資歷淺的將領擔任，並時常更換。 三衙均直接聽令於皇帝，但同時，三衙彼此又互不統屬，令禁軍更易受皇帝所控制。 而資歷深的開國功臣，如石守信、王審琦、張令鐸等武將，宋太祖有系統地以 “杯酒釋兵權”與他們兒女互結姻親，賞賜大量錢財良田，換取他們交出禁軍兵權。 進一步減輕了禁軍叛變的可能性。





針對五代時期，武將擁兵自重與中央對抗的情況，宋太祖對調兵權及領兵權進行分割。 調動全國兵力的權力交由樞密使，而武將只有領兵權並且樞密使及武將互不統屬，使地方將領發動軍事叛變變得困難。 經過五代長期戰亂，長安洛陽殘破。基於交通糧食運輸便利的緣故，北宋開國定都開封。 然而，燕雲十六州的喪失，導致京師無險可守。面對強大遼國的軍事壓力，京師駐紮重兵防守。宋太祖為防兵變，設立更戍法。 規定禁軍的駐紮地區，無論是邊疆或是都城，均需在數年輪調一次，而將領不隨之調動。刻意促成 “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以防將領擁兵自重。





除了地方與中央的軍事改革外，宋太祖對藩鎮亦作出了針對措施削弱其行政及財政實力。 首先，宋太祖將藩鎮的管轄範圍縮小。在五代時期，藩鎮除了管轄的所在州外，所在州周邊郡縣亦屬藩鎮所管轄，稱為 “支郡”。宋太祖改變以往做法，把 “支郡” 改為直屬中央，縮小了藩鎮範圍。 第二，地方官吏如知州等，改由中央直接派出文官所擔任。另地方文官的地位大幅提升。第三，除了由文官任知州外，另派通判分割知州權力。通判地位略低於知州，但知州政令需與通判連署才可生效。另外通判亦掌握所署地方官吏監察權並可直接向朝廷品告，使知州與通判互相制衡，防止地方官獨大。第四，中央重掌刑法覆核權。宋太祖規定地方判處死刑案件需提交至刑部覆核。改變以往五代時藩鎮私自處理，中央不能過問的情況。 有效建立中央在地方的權威。 在財政方面，由五代時期藩鎮掌控地方財政收入的權力收歸中央。 地方州郡除了留下必要的所需支出外，其餘所得需全數上繳中央。 又在各路設置轉運使。 轉運使主要職責是管理地方財政。確保上繳中央的費用無誤及地方使用充足。地方財政權的限制，對削弱藩鎮有積極意義。





宋太祖鑑於五代時期的政局動盪，武將政變頻繁的經歷，對北宋政權作出精心部處以作防備。實施了 “強幹弱枝” 為主旨的政策。大大加強了中央軍力與皇帝權威的同時，又刻意壓抑武人及藩鎮地位。另地方及武人軍事政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然而，強幹弱枝的政策亦同時削弱了地方軍隊對抗遼、金、西夏等周邊的強大軍事勢力。促使邊患成為宋代所面對大問題並無力徹底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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